神啊，叫醒我

　　曾经春风得意，也当过老英雄大喘粗气，休养嬗变之后，这座山海之城开始再出发

　　文｜本刊记者 苏枫 

　　烟台给人的记忆，一如其已沿用50余年的老火车站，简陋质朴的黄色小楼总蒙着一层岁月的斑驳。无论居住者、眷恋者还是匆匆访客，在这座滨海之城嗅不到多少浪漫旖旎，却可以随意找到沁润于时光中的陈迹，无论是烟台城，还是城中人。

　　2009年8月16日，烟台新火车站在那栋黄色小楼旧址上正式启用了，这座有着巨大钢梁拱顶的庞然大物被人们称为“铁路鸟巢”，但烟台人更愿意视之为“城市之门”，透过这道门，他们渴望看到烟台的未来。

　　有人把新火车站那巨大的扇形建筑比作凤凰展翅，这是一种欲飞而未飞的姿态，其中蕴藉着这座城的焦灼与憋闷，这是一座久别荣耀的城市，她渴望自身的蜕变以及被承认，于是，在别人不知不觉间，她已开始蓄势。

　　黄金时代

　　新火车站被视为烟台的新地标，即使不坐火车，也有很多人愿意到这里来看一看，拍张照片。

　　与很多大兴土木的城市不同，尽管在30年间，烟台城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但可以被称为地标的建筑并不多见，这与烟台人质朴务实的性格有关——不求精细华丽，但求实惠耐用。以至于今天，外地人到烟台问有什么可逛的地方，当地人想想之后，回答大多与20年前一样——烟台山灯塔、海滨。

　　在北有大连、南有青岛，旁边还有威海这个小兄弟的背景下，近些年来，烟台留给世人的面貌特征是模糊不清的，这与20年前的烟台形成鲜明对比。

　　1984年，冰心在《忆烟台》中这样描绘这座城市：“我童年时代的烟台，70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

　　冰心眼中的烟台，是80年代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据当地人讲，在当年，“上海、北京、哈尔滨、烟台”是人们对中国城市繁荣程度的排序。

　　那时的烟台人，可以见到很多内地人见不到的场面。已经49岁的尹国文是地道的烟台人，现任烟台市旅游局局长，他讲普通话不带烟台口音，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1984年，尹国文刚刚大学毕业，在市外事办工作，负责接待外宾。

　　“烟台作为沿海地级城市，在整个80年代是全国接待大型游轮最多的地方，比大连、青岛都要多。”尹国文回忆道，“我这辈子第一眼看到的游轮是宝珠号，终生难忘那一刻的震惊。宝珠号非常美丽、巨大、豪华，上面有五星级酒店，包括游泳池、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

　　1984年到1989年，停靠烟台港的游轮极多，如豪华的宝珠号、公主号、金奥德赛号等。游轮乘客以美国人和欧洲人居多。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西方人都想看看神秘的中国，而在不多的观光城市里，烟台位列其中。

　　“那时候，每个月至少有三四艘游轮停靠烟台港。一年来50艘游轮是没问题的。”出租车司机刘德金回忆。从1980年开始，他在烟台港当了19年兵，至今都对当时烟台港的辉煌记忆深刻。

　　80年代的烟台，四大名产名震全国——北极星钟表、三环锁具、张裕葡萄酒、飞轮罐头。

　　“北极星为您报时！”上个世纪的《新闻联播》反映了北极星当时的地位。北极星钟表曾是烟台的支柱产业。

　　周恩来曾亲自写信给中共烟台市委督促恢复工业生产，重点就是北极星厂。那时候，宋庆龄向外国友人赠送的钟表全部来自烟台北极星。

　　80年代的很多中国人，为了娶媳妇或者置办嫁妆，会专门跑一趟烟台，就为买一个北极星钟表。

　　但现在，除了张裕集团还在加速发展，其他三大名产已经辉煌不再。

　　十年落寞

　　漫步烟台城中，高高低低的马路、绵延不断的山脉、蓝绿色的大海相互映衬、浑然一体。

　　在烟台市中心，有一个名为所城里的地方，这是老烟台的灵魂所在。烟台的城市历史自这里开始算起，这座封闭城垣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比北京紫禁城的开工建设还要早八年。

　　青瓦白墙，古老门楣，“十”字街的古城格局，完整地保留了最初的建筑风格，在现代城市喧闹的冲击下，这里显得幽静而又惬意，似乎与城市格格不入。但如今烟台的年轻人已经少有人知道所城里的历史了。

　　破旧脏乱是很多烟台人对所城里现状的认识，对此，烟台大学建筑系主任郝曙光觉得很惋惜，他认为，所城里是烟台的根，是流传至今的烟台文脉，但烟台人没有保护好她。

　　“拆是不能拆的，但完全可以像上海改造石库门成为新天地、苏州保护老城区那样来做，做成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郝曙光说。

　　事实上，落寞的不只有所城里。

　　从90年代开始，与大连、青岛的快速发展相比，夹在中间的烟台光芒逐渐被遮蔽，城市发展显得力不从心。烟台的海边常常人烟稀少，浩瀚大海常可一人独享；烟台的老城拥挤不堪，堵车严重；开发区高楼耸立，居住其中的很多都是韩国和日本人。

　　90年代的烟台，是游轮不再停靠的城市。这种局面直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转变。一些大型企业和外资公司开始大批进驻烟台，烟台也逐步加快了发展速度，各方面经济指标开始迅速增长。一些旧有品牌和企业也开始面临全新挑战和机遇。今年5月，曾经辉煌一时的北极星集团把烟台钟表博物馆从烟台山搬迁至滨海新区，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视为北极星集团重振昔日雄风的新起点。

　　在城市重新焕发活力的同时，烟台人也发生了改变，让人觉得变得洋气了。烟台与韩国、日本两国往来密切，从女孩子们穿衣服的风格就看得出，烟台的宽容度更高了，更开放了。女孩子们敢穿——这是在烟台读大学的外地男生对烟台女孩的第一印象。

　　为城市变脸

　　为了让沉寂多年的烟台重新展现自己的鲜明个性。2009年4月，烟台市政府联合当地媒体面向全球征集城市“名片”，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烟台拥有自己的城市形象标志和宣传语，积极参与者达两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烟台生活和工作的人们。

　　在烟台做了五六年招商引资工作的李筱昀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常年奔走在世界各地为烟台招引项目，由于烟台在外的形象一直比较模糊，我们常常为此陷入尴尬的境地。”

　　对这次征集活动，山东工商学院教师牛勇平认为，烟台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可到底什么才是这座城市的特质？作为一个处在开放前沿的沿海城市，烟台应该有自己的具象和声音。

　　无疑，这次活动在无意间触动了烟台人的敏感神经，它掀起了这个城市压抑已久的欲望——表达的欲望，让外界了解的欲望。

　　据旅游局局长尹国文介绍，这次征集活动本应在2009年8月底评选出最终结果，但因为参与者众多，评选还会往后推延。

　　在新宣传语没有出炉之前，烟台这几年一直以“山海仙境，葡萄酒城”来诠释自己。在这八个字后面，是大海、烟台港、烟台山、葡萄酒、大苹果、海鲜⋯⋯它们成为人们对烟台的想象构件。

　　除此之外，烟台近年来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休闲经济。烟台的高尔夫球场，亚洲闻名。整个山东有45个高尔夫球场，烟台就有25个。“韩国人打着飞的来打高尔夫都比他们国内便宜。”尹国文笑着说。

　　“我们要把烟台打造成东方休闲度假目的地。蓬莱、长岛、龙口是旅游第一方阵，栖霞、招远是后起之秀。”尹国文说，“但是，烟台的发展受交通制约非常大。一到夏天，大家都爱到海边来，飞机基本忙不过来。火车班次少，没有动车，这都是大问题。”

　　交通的制约，是由历史、体制等因素造成的。但随着新火车站的投入使用，以及一些新的城际交通项目的陆续上马，烟台所面临的困境将会大大改观。而在陆与路的问题缓解之后，烟台也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岛。

　　以岛突围

　　“烟台旅游，分为海滨、海上、海岛，三点成线，但烟台将来最大的优势是岛！”尹国文正在全球召集“海洋设计师”，寻找岛屿规划高手，希望谨慎推进这个“千秋万代的事业”。

　　从2002年开始，烟台开始去各地取经。尹国文去香港出差时，发现烟台芝罘湾的周边环境与香港维多利亚湾的环境非常类似，“岛屿与大陆相互交映，夜景非常美丽”，也许有一天，烟台也可以建设成为这样一个美丽港湾。也就是自那时起，一个以岛屿为主题打造烟台未来梦想的发展思路，开始深刻影响着烟台的城市管理者。

　　“我心目中的岛屿，是神秘的、迷人的，应当既有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又有与大陆隔绝的原始神秘感。”尹国文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岛屿状貌。

　　烟台拥有近70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其中有居民的岛屿就达到15个，长岛、养马岛、芝罘岛等是最有名的几个岛。“这几个岛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有明确区分。长岛是游客最熟知的，渔家乐和妈祖文化都很有名，但目前缺乏高端设施，如五星级酒店。”尹国文对长岛寄予厚望，“严格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开发成功的岛屿。所以，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岛！”

　　尹国文亲自考察几个世界著名休闲岛屿后，得出结论：“我们目前比较缺项目、缺智力资源。印尼的巴厘岛把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当，并且拥有真正的度假酒店，在那里度假，人会很舒服；韩国的济州岛上的自然环境比不上长岛，但设施比长岛好得多，并且打造出了文化品位。”

　　长岛地处黄海与渤海交汇处，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由32个小岛组成，其中有10个居住岛，素有“海上仙山”之称。长岛县委书记姜清春说：“10个居住岛，南五岛以旅游为主，北五岛以渔业养殖为主。长岛每100个渔民家庭里超过一半有渔家乐项目，收入不错。”

　　今年夏天，长岛最热闹的一天接待了2.4万名游客，光门票收入就有173万元，这令人欣喜。烟台人更加确信，“海岛休闲”将会把烟台引入一个浪漫的时代。同时，面对发展机遇，烟台人也保持着清醒，作为学者的郝曙光告诉《小康》记者，烟台的发展将会是飞跃性的，但同时也应该抱有更多的谨慎与理性，尤其是不能以牺牲本就非常脆弱的海岛生态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

　　不管怎样，烟台已经重新展开了她的翅膀，期待飞跃的一刻，而暌别已久的荣耀似乎也就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她。

　这位提倡“性权利”的女社会学家永远有挑衅传统的勇气，无论她情不情愿、适不适合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文｜本刊记者 苏枫

　　在一个“性”被压抑也被道德化的国度，她明目张胆地大谈“性权利”，从此，被指为“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

　　李银河，这位当代中国最具争议的性学者，作家王小波的妻子，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弟子，数十年来，在和大众惯性常识的激烈碰撞中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2005年，她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2006年她的“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但仍表示继续提交……即便骂声无数，李银河至多沮丧地在博客上发句感慨“好心当成驴肝肺”，之后，依然我行我素。她的言论“酷”得如同女斗士。

　　然而，见到本人，你会发现，李银河太朴素、太不酷、太不拽了，怎么看都不像是“女权主义先锋”。

　　2009年冬日的一个下午，李银河家中。她穿着宽松上衣，一口又轻又飘的北京话，衣着举止都是没棱没角、无所谓的样子。最近，李银河刚刚完成一本有关中国当代农村家庭权力关系的著作《后村的女人们》，但刚刚上市就有人说她“抹黑中国”。李银河倒也不急不气，她说，她本来就不喜欢上战场，“只想在书房里写写专著、文章。”

　　面对媒体，李银河向来“非常坦诚”：她说，有同性恋给她写信，赞她是灯塔，希望灯塔不灭，她则回应“那可保不齐”；她说，有老干部骂她是陈世美的后台；她还说，有基督徒斥责她该去地狱受酷刑。每当面对批评，这位无意于“发起性革命并成为精神领袖”的先锋学者都会无奈感慨，“保守的力量太强大了。”

　　有人说，李银河很“难解”。作为学者，这位提倡“性权利”的女社会学家永远有挑衅传统的勇气，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女人，她朴素随意、没棱没角，偶尔还会发些感慨：“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有小波帮我

　　出生于1952年的李银河，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少年时代被一列火车拉到内蒙古兵团，后又到了山西，在两地度过5年知青生活。22岁时，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至山西大学历史系。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种文化》里记述过妻子这个时期的一段轶事：“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之后，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1982年，李银河赴匹兹堡大学就读社会学，1988年回国后，她两年内一口气做了十个研究工作——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

　　“那时真是大气魄，不过有小波帮我。”在同性恋研究上，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王小波便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小波的文字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紧握手中话语权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合上。

　　王小波生前，常劝告“爱冒傻气”的妻子：“我有点担心你锋芒太外露。这年头上战场要有点策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装哑巴。”

　　但李银河从没想过“装哑巴”。“我就是要做社会的‘看家狗’，看到这里不对了、那里不公平了，就叫两声。”刚刚出版的《后村的女人》，或许就是李银河最近一次对那些“不公平”的发声。李银河调查时听到一个女孩讲这样一个故事：有年发大水，外地运来一些救济，她家分到一块牛肉。那天晚上，大人煮好了，光让她吃，不让哥哥吃。其实家里人是怕牛肉有毒有病，第二天看到女孩还活着，他们才相信牛肉是安全的，才放心让她哥哥吃。“这就是农村女人的真实处境，我的工作就是让更多人正视它。”

　　李银河透露，未来两年一定要完成收官之作《中国六十年性史》，之后，她或许就将慢慢地从社会学研究领域淡出了。“但你们一定还会听到我的声音。”李银河说，即便退休，她也会紧紧握住手中的话语权！

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文｜本刊记者 苏枫

   《小康》：通过做《后村的女人们》的调查，你觉得农村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李银河：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而这种男权制体现在农村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继承权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与男性有不同的境遇，处于较为不利的一方；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在我所调查的村庄，村里唯一的一个女强人开了一个地毯厂，效益很好。但她男人很窝囊，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村里有个习俗是女人吃饭不上桌，所以来了客户，刘华不能光明正大地去跟人家在饭桌上谈生意，所以她每次都要提前教她老公，怎么说、怎么谈。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其实农村妇女本身也具有典型的自我排斥、自我贬低倾向。

   《小康》：你觉得造成农村“男尊女卑”的根源在何处？

    李银河：中国农村婚姻制度中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住制”(即女人在结婚后住在丈夫家，与公婆同住)。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结婚不单纯是一个 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人甚至两个村庄，通过“女人”这个渠道进行的一场交易——男方要交彩礼钱，他们“买”到了一个女人。在这个交易中，女人沦为了一个“物”。

    这次我在做调查时发现村里有个外地媳妇，她17岁时几乎是被人连蒙带骗弄到这里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做了老婆。12年后，她才第一次回娘家，离家十几年，差点找不到娘家的门。

   《小康》：你认为对于女性而言，习俗与法律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李银河：中国在法律上保障妇女权益，在全球走得比较靠前。然而难改的是习俗，社会学上有个“文化滞后”理论，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要比政治经济都慢一步。

    尤其是在农村，法律和习俗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继承法》。为何人们观念上认定，就该是男孩继承？这是因为“婚后从夫居住制”造成了男孩负责养老。因此，若想实现“男女一样继承”，就要改变养老模式，改变“婚后从夫居住制”。

   《小康》：你一直对弱势人群抱有关注。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理想的？

    李银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受到最小的压抑，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实现自我。特别是女人，因为女人所受的压抑一直比男人深重得多。

   《小康》：你一直认为农村要男女平等，根本出路是都市化。但是，在已然都市化的环境下，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

    李银河：在我们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中，在性规范上其实盛行男女的双重标准，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男人的性活动越多越好，女人的性活动越少越好。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经验，多半说明他有钱有权；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经验，则说明她放荡轻贱。在一桩明明是双方自愿实行的行为中，传统的观念却认定男方必然是赚，女方注定是赔，这就是性行为的“赚赔逻辑”。而“赚赔逻辑”形成的根源在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间的个人。

   《小康》：你应当是一位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吧？

    李银河：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彻底摆脱男人、仇视男人。我其实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小康》：一直以来，你的前卫言论总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比如“一夫一妻模式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问题”。

    李银河：有些问题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婚姻制度，可实际上，婚姻制度未见得就那么永恒。在那些比较看重个人的社会，比如在北欧，有一半的人基本上不进入婚姻，而是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我只是把客观的统计数字和趋势描述了一下，事实就是事实。

    关于“一夜情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是有一个前提的，双方必须是单身，而且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如果一夜情发生在已婚的人身上，这就违反婚姻道德了，这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加了好多限制，比如一夜情是很容易传播性病的。

    我承认，我的很多观点是对习俗的挑战，但我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权利，无论他(她)是同性恋抑或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欲望、什么怪癖，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为他们的权利辩护。

 

    (实习生于靖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9年第一场雪那天下午，在大剧院采访林怀民之后送他一个蓝色本子。他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被一生热爱的事业推着走，退不了休。
2010年第一场大雪，今天下午，在大剧院再次采访张继钢。他跟林一样从小热爱舞蹈，从12岁开始起跑进入一路向上的命运，如今位居高位，身不由己，对着我的录音笔说‘以下的话，请不要写进去’。

两个男人，先是舞者，再是编舞者，然后是‘大艺术家’，分别在体制内外，牢牢抓住了自己的人生。

回来整理巨大的爱国者录音笔，认真想念了一下2009年在不同时间地点曾经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们。
1月，过年，休息。
2月份给清华的李学勤老师战战兢兢打电话，战战兢兢写迷失的文物。
3月份，只记得去苏州扬州玩了一圈。
4月份，去唐山采访一个作家。唐山是个好地方，那天风大，地震纪念馆几乎没人，广场上很多风筝。
5月份去湖北，本来是去采邓玉娇的，被中宣部召回后去了恩施。那个残疾的女孩子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强奸她的校长老公最后怎么判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能记住的就是那天下午特校女校长的眼泪。
6月份费尽心思要采访一个神医，未果后采访了清华的一位蔡老师，关于小产权房。该老师被网友称为“叫兽”。
7月份，季羡林去世，在老先生追悼会现场采访了他年轻时一起睡牛棚的学生。也已经是老人了。
8月份，看范跑跑表演了一场行为艺术，采访过程中他跟我拍了三次桌子。电话采访钉子户吴萍，那个月手机费500元整。
9月份，围绕网瘾事件采访了数十个人，2009年最辛苦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个月。
10月份，半休息状态，只写《阉割》稿一篇，几乎没采访。在烟台呆一周。
11月，龙应台和林怀民。杭州，挺好吃的。
12月，李银河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阿姨，只不过不善于表达和使用小聪明。洪昭光爷爷也很不容易，数十年如一日对记者们说一样的话。
另外，还有数十名社科院等地的教授副教授，很感谢他们愿意给我时间。

2010年，要一天一天认真过，多挣钱多干活多运动，少感慨少牢骚少吃饭。

  林怀民专访：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

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安稳坐下时，面对的就是死亡（小标）

 

云门舞集三十六年来，哪个时期是最困难的？

林怀民：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现在，负担很重。比如说，盖房子钱不够。

去年年初，云门排练场被一把莫名的火烧了，那时我就做了决定，要永续经营。去年的大火，烧不掉云门的生命力。五千多位民众捐款支持云门重建，其中有大企业家捐赠的两三百万，也有小学生寄来的一百块钱，对我们来说，同样珍贵。当时，我走在路上都会有开哈雷的机车男孩停下来，说‘你是林怀民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加油！’。基本上是很多这样的温暖和支持，让我们即使在财务最差的时候也要干下去。

台北政府将淡水150公亩土地委由“云门”经营四十年。2012年新家完工后，“云门”将以“专业、教育、生活”为志业，经营这块以舞蹈为主题的文化园区。

 

你最近两年是否会退休？

林怀民：要对股东们负责，所以还不会退休。另外，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希望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太阳。创作者必须永远都在面对新的挑战，但当你安稳坐下来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就是死亡。

但在我之后，不管谁成为“云门”艺术总监，云门的生命力都是存在的。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我希望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21世纪，应该有新世代的编舞家，做新的作品。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台湾文化人蒋勋说过，你的《薪传》是想把《东方红》编进去。样板戏对你的早期美学观有怎样的影响？

林怀民：（眼睛瞪大，非常惊讶）我不知道他曾经说过这种话。那个时代在国外的台湾人，当然是唱过革命歌曲的，我也看过《东方红》，那种高昂的东西台湾是没有的，但我想这跟南北文化差异有关。但我的确没想过把《东方红》编进去。

 

那你下次见到蒋勋先生要告诉他。

林怀民：不，他有他的想法，我不是宣传部。

 

“云门”三十多年来没有变节（小标）

 

你跟三毛女士是很好的朋友。在上个世纪末，三毛在很多大陆女性心目中构成了对台湾的全部想象。

林怀民：三毛在台湾流行的时候，还在戒严的时代，空气紧张。她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遥远的异国、带着吉他去流浪，那是一个向往，那个时代的向往。

前两年我到威尼斯，听到嘎啦嘎啦的台语，一群来自台南乡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在旅游，在广场上喂鸽子。我过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威尼斯怎么样。他们说欧洲很好啊，可是家里的那亩菜要收了，不知道孩子们弄得好不好。现在就是这样，台湾这样一个小岛已经与世界联系紧密，特别是解严以后，无所不可，你脱衣服露屁股，没有人抬眉毛。

 

玛莎·葛莱姆与皮娜·鲍什都是全球最著名的舞蹈家。你与她们的认识，有怎么样的故事？

林怀民：1974年，“云门”1岁时我27岁。玛莎·葛莱姆来到台湾，只见过我一面就要我给她的演讲当翻译，当时我吓死了。上台前，主办方怕我弄砸，把我叫到后台跟我说，怀民啊，杜威到上海的时候是胡适之翻译的，泰戈尔到北京的时候，是徐志摩翻译的，今天玛莎来台湾，是你翻译。好在我翻译得不错。之后，玛莎还到了我的排练室。她离开台湾，我去送她，在机场，她从包里掏出很多没有用完的台币。她说，你收下，这个钱付房租也好。后来那些钱刚好够付一个月的房租。这些因缘是让人一辈子都感动的。

皮娜·鲍什看完“云门”的《流浪者之歌》，一个人坐在戏院里哭了半个小时。前几年在美国有人碰到她，提到“云门”，她又哭了一阵子。

皮娜办过三次国际舞蹈节，每次都邀请“云门”。我与她是“不多说话的好朋友”，是烟友，常常一起抽烟。今年皮娜走的时候，我非常失落。我做了这辈子没有做过的事情，提起包就飞到了莫斯科，因为她的舞团在那里演出，我连看了四场。

 

在这个影像盛行的时代，舞蹈的位置在哪里？你对舞蹈的前途是否感到乐观？

林怀民：绝对乐观。舞蹈是活生生的身体，那个律动和呼吸是不可取代的。舞蹈是一开始发生就会失踪的东西，非常珍贵。这样瞬间即逝的艺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媒体机器的时代，显得更加珍贵。

 

 

你现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与青年时相比，有没有变化？

林怀民：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很倔强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母亲生病住院，半夜一点我回家，电梯里有个人，吓我一跳。那人说，要跟“云门”的舞者说谢谢，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时，他们一家三代在一个棚子里过了好久，“云门”来了，老先生和老太太第一次有了笑容。对我来讲，这是比《纽约时报》的舞评更好的褒奖。

跳舞不是让人赏玩的，是要与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舞蹈可以激励，可以安慰。我常常对“云门”舞者说，我们不是艺人，不是在歌剧院只对有某种收入的人演出。我们是有用的人。“云门”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十来个人的舞团去乡村演，三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变节，去基层演出，现在还在发生。

 

 

链接：

林怀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期间就读新闻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现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主要舞作：《白蛇传》、《薪传》、《红楼梦》、《春之祭礼．台北一九八四》、《我的乡愁，我的歌》、《九歌》、《流浪者之歌》、《家族合唱》、《水月》、《焚松》、《行草》、《烟》等等。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据《吕氏春秋》记载，黄帝时一个叫大容的编舞家，做了两支舞——云门和大卷。云门，成了中国最美丽古老的舞蹈，可惜舞步已失传。幸运的是，1973年，一个叫林怀民的男人，一手创建台湾第一个当代舞团，命名“云门舞集”，三十余年，载誉无数，为我们寻回了黄帝时代失落的舞步。

2003年，台北市政府将“云门”三十周年特别公演的首演日定为“云门日”，并将“云门”办公所在地——复兴北路231巷定名为“云门巷”，以感谢云门舞集三十年来为台北带来的感动与荣耀。

其实，“云门”不只是一个杰出的舞团，林怀民也不只是一个著名的编舞者。如果你知道台湾的过去，就会发现，云门舞集是一个文化现象，林怀民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20世纪的台湾文化史上，林怀民与邓丽君、三毛一样，是一个有着清晰指向的时针。

不同的是，她们都走了，只剩他还在为“云门”四处奔走。今年11月林怀民再次来到大陆，进行其经典作品《行草》的巡演。

 

云门缘起（小标）

当北京第一场雪落下时，林怀民正在国家大剧院为之后的《行草》演出进行“热身”讲座。他以几个代表作品的片段播放和简短的口头介绍将云门舞集多年历程淡然叙出。“云门舞集今年36岁。36年前，我26岁的时候，有了云门。”林怀民一生没有婚姻和孩子，视云门如珍如宝，在他看来“那是生活跟生命的选择”。

林怀民出身名门，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长大。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祖父是留学日本的医师，父亲是台湾首任嘉义县长。“父母亲从日本带回很多规矩，小时候放学回家，妈妈给一碗牛奶、两片饼干，跪下来听一盘贝多芬才放我走。” 　

少年时的林怀民早慧，14岁时出版小说《蝉》、《变形虹》蜚声台湾文坛。然而，他却拿着一大笔稿费报名参加了芭蕾舞课。虽热爱舞蹈，但身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只给他的未来一个选择：成为律师。

大学填报志愿，父亲代林怀民填了法律系。只过了一个暑假，他自己转到了新闻系。1970年，23岁的林怀民来到美国，他放弃新闻，转到著名的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改学文学想当作家。

在美国求学期间，林怀民有天跑到了舞蹈系，选修了一门在日后影响他一生的课程——现代舞。“我非常认真，然而很笨，因为身体骨架子都已经成型了。所以那时在等地铁等巴士的时候，我脚就挂起来了，挂在任何一个有杆子的地方。”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那时的台湾流行赤脚医生，背着包到乡下服务。“我们那代人不少都受到赤脚医生精神的感染，一心想到乡下服务。而我更是一心想到乡下去跳舞，所以稀里糊涂地成立了云门舞集。”在林怀民看来，舞蹈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参与社会的一种手段。

1973年春天，林怀民在台北信义路的巷子里，租了一个80多平方米的公寓，铺了地板，嵌上镜子，开始以汗洗地的操练。练舞场的楼下是一家面店，食客吃到一半，常听到头上的跺脚声，诧然抬头。

“云门”第一次公演时，无数人好奇，这个“弃文从舞”的家伙到底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于是两场3000多张票，竟卖得精光。加之，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在摆脱经济贫困之后，电影、音乐、文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民众的知识积累和消费能力的上升，某种程度也为云门舞集这种精致文化创造了生存空间。

当年看“云门”演出，让台湾民众第一次感受到何为“剧场规范”。1970年代的台湾剧院如同戏园子，演出中间会听到酒瓶“骨碌碌”从剧场最后一排一直滑到第一排。看戏迟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林怀民特意在“云门”的门票上注明:“准时开始，迟到观众中场才得就席。” 而演出时若有人用闪光灯拍照，林怀民或叫来舞台监督，把灯光全部打亮；或马上抓起舞伴大步走向后台。“演出时拍照，会严重影响舞台效果。”林怀民追求舞蹈的极致完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晚期，拜金主义开始在台湾上空弥漫，眼见台北的许多咖啡厅统统改名叫做“金可乐”、“金池塘”、“金工业”，林怀民痛心不已，他忽然觉得 “云门”与社会的对话彻底消失了，“没有对话的对象，你也不想和他们讲话”。带着落寞与悲哀，1988年，林怀民毅然停掉“云门”。此后几年，如独行侠般在世界各地行走、沉淀。

多年后，林怀民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回到台湾。有天外出，一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干吗停掉‘云门’？”“太难了。”林怀民答道。下车前，司机执意不要他钱说:“我们开出租车在台北街头讨生活，一样辛苦，林先生，你要把‘云门’搞下去！”林怀民扔下钱逃出车，但司机又从窗子把钱扔了出来，大声喊:“林先生，要加油！”那一刻， 林怀民忽然意识到，“云门”的存在已是台湾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他“重操旧业”，“云门”重生。

 

 

云门之舞（小标）

云门舞集在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口号：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我小时候不听京剧，根本不知道昆曲。那时候听斯特拉文斯基，听披头士，向往更远的地方。舞团成立的时候，我开始反思，我们应该找回自己的路，不模仿西方，做自己的东西。”

可什么才叫自己的东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36年来，云门舞集不断在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从古典文学、民间故事的演绎，到台湾历史、社会现象的衍化发挥，乃至前卫观念的尝试，均有所涉猎，呈现了160余部作品。

源自庄子的《梦蝶》是林怀民为“云门”创作的第一个舞蹈。之后，他做出了《李白夜诗三首》、《哪咤》、《白蛇传》、《红楼梦》等充满古典人文情怀的作品。

“那个阶段从京剧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但有一个原则是——一切简化。弱化故事情节、简化道具，用隐喻说话。比如把《红楼梦》变成春夏秋冬四季，用四季的隐喻来代表生命的荣枯。”

但不久后，林怀民发现京剧可以带给观众熟悉感，但沟通感很低。“舞蹈最强悍的力量应当在于感官的沟通，在于不知名的、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于是，此后的二十几年林怀民一直在揣摩如何“用身体沟通讲话”，呈现最原始的、最具生命力的撞击。1994年的《流浪者之歌》是云门舞集的一个分水岭，舞者丢掉技术，直接用身体呈现灵魂。

在对舞蹈不断揣摩的过程中，林怀民也悟出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身体美学”。“我有一次在台湾看《天鹅湖》，觉得好美。就在大家赞美时，有一个女士用很尖的声音说，‘我们永远都做不到，我们的腿太短了。’这里面其实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柱子都是笔直的，比如哥特式的教堂等建筑，强调往上走、写实。所以芭蕾要往上蹦，要踮起脚尖挑战地心引力。我们呢？我们是夸父追日，横着走。故宫强调的就不是高耸，而是绵延。所以，我们腿短的人，就做腿短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吧。”

为了让“云门”每个舞者都学会“用身体讲话”，林怀民还创出一套独门训练法：“云门”舞者通过传统的静坐、武术、拳术、太极导引、书法等训练，内观自我身体内部如何运作，以期改变自我与身体的关系。武术练的是四个字：松、沉、静、意；太极练气；拳术则讲究练骨骼。“打坐、调息、吐纳、禅定”成了云门舞集训练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八个字。

 

千年深情对话（小标）

林怀民此次带来大陆演出的《行草》包括三个作品，分别是创作于2001年的《行草》、2003年的《行草贰》和2005年的《狂草》。

    2000年，林怀民从台北故宫选了二百多个字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旭的《肚痛帖》……最后从中挑出十几个字，用电脑给它们“洗澡”。“那些字经过电脑处理后，强悍的不得了，有人的体温！好像王羲之刚刚写完字扔下笔，出去看鹅了一样！”林怀民眼睛亮亮，兴奋不已。

在《行草》开头，你会看见一个舞者用身体来表现王羲之的“永”字。林怀民解释说：“用舞蹈表现书法，是因为二者本身就具有共性。书法与肢体运作同样需要凝神运气，讲究虚实。书法讲究执笔运气，意念要不断延伸、绵延不绝。面对一张宣纸，你的笔有多少墨和力度，立刻就能在纸上看到墨的晕染，必须一口气来做你力度的展示，提起笔来，笔断意不断。哪怕点一个点，也要有高山坠石的力量。写一个‘一’，要能千里震云、崩浪雷奔。这也正是我让‘云门’舞者练习书法的原因。”

林怀民觉得，《行草》演出时，观众就如同那一片宣纸。舞台上，草书文字铺天盖地，通过年轻舞者的身体，这些字如同再次复活、重新呼吸。一刹那间，千百年前的王羲之、苏东坡与今生今世的我们，终于深情对话，感动认知一切了然于心。

 

 

 

从《野火集》到《目送》，你写作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时，中国大陆和海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陆有一种声音——当初写“野火”的人，怎么越写越小了，怒目金刚怎么变成儿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海外反而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去写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真正接近生命本体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里，我觉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

 

《亲爱的安德烈》中，在大陆最流行的文章是《给河马刷牙》。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时，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学生。本可以搭同一辆车去学校，但却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关系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到阳台上去。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长手长脚的安德烈就出来了，开始抽烟。他突然开口，“如果我将来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话很震撼我。之后我写信告诉他，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假定说，横在他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他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贯穿在你写作当中，家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忙。

 

 

 

 

你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做公务员时虽然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叫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作为事业女性，当初你决定生孩子时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没有。我迷恋小孩，我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我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硬的龙应台，似乎也有一个很柔软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你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他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使得你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不管是刚是柔，全和心中那个“爱”有关。

 

 

你如何看待孤独，又是如何与它相处？

龙应台：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大陆熟不熟悉圣严法师，有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孤独的不同层次——既有人群中暂时的孤独感；还有一种是，结了婚，有了伴侣，每天回家，除了有条狗之外还有个人，这个是不是就不孤独了呢？另外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人的生存状态。在大宇宙里那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孤独问题。如果是最后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孤独，我相信谁都逃不掉。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小标）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只是，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六十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小标）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二十四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的。”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可以看到一个钟表，看到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3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马英九连任第二任台北市长，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小标）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Re: 38岁的失败男人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by KsJ    (  ╱    ╲ )
             原文：backdoor@WorkLife                                ￣￣￣￣  
                                                                          
     第一不要怕学校不理想，贾庆林的母校到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石家庄工业
     学院；                                                              
     第二不要怕短暂的停留，李长春毕业后曾经留校两年待分配；              
     第三不要怕起点低,吴邦国毕业后直接进厂当了工人，况且一干就是10年；    
     第四不要怕条件苦，胡锦涛参加工作时就在甘肃的大山里修水电站，居然还被
     评为劳模；                                                          
     第五不要怕地方偏，温家宝在甘肃修水库一直到四十岁才进机关；          
     第六不要怕提拔慢，贺国强三十七岁才当上车间主任；                    
             第七看完后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别以为自己真能当常委……!